文化遗产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巴彦淖尔市文化遗产富集，是北疆文化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经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巴彦淖尔有不可移动文物遗址点528处。巴彦淖尔市国有文物收藏单位25家，已登录藏品总数10254件/套，珍贵文物数据168件/套。这些文化遗产见证着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统一性，实证着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这是《诗经》对河套地区最早的文字记载，汉武帝以此为名在河套一带设置朔方郡。此后，“朔方”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地理坐标，后来成为中原政区行政的名称，如汉朔方郡，唐朔方军、朔方节度使，民国朔方道等，后来泛指中国北方边疆地区，可见河套地区重要的历史地位。

　　河套地区依托黄河与阴山天险，以长城为屏障，有效地巩固了北部边疆，保障了中原王朝对黄河流域经营的安全性。同时河套平原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是中原王朝屯田重地，中原政权为实现屯田经济，大量移民于此，对河套及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史书记载河套地区在汉代“水草丰美, 土宜产牧, 牛马衔尾, 群羊塞道”，“沃野千里, 谷稼殷积”，所以说，河套地区的经营与发展过程，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缩影。如果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出发，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是河套地区最大的特色，也是北疆文化的核心内涵所在，深度阐释解读河套文化遗产，主要应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

　　开展边疆开拓治理体系研究。阴山山脉由东向西分为乌拉山、色尔腾山、狼山。从地理环境上来看，阴山山脉南北麓气候截然不同，因此是游牧经济与半农半牧经济的分割线。阴山北侧是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南侧至黄河北岸为河套平原，土地肥沃，渠道纵横，灌溉便利。从战略位置上来看，高大的阴山山系是防守的天然屏障，同时也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路，所以自古以来对阴山的争夺不绝于史，中原王朝在河套地区设置了大量的防御性城镇，加强防范。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汉王朝将九原郡一分为二，西部地区改称朔方郡，东部地区改名五原郡。朔方郡领十县中，临河县、沃野县在今临河区境内，临戎、三封、窳浑县在今磴口县境内，五原郡河目、西安阳、宜梁、成宜等县在今乌拉特前旗境内，广牧县在今五原县境内。在河套地区最为著名的城市遗址是朔方城，朔方城的演变勾勒出了中原王朝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经营与治理的历史。河套地区以朔方郡为中心，在沙漠、阴山山脉及黄河的三道天然屏护下，各关口把守严密，北方游牧民族就极难突破重重障碍长驱而下进入中原。这一地区发现秦汉时期的遗址和墓葬210余处，其中汉代城址49座、墓葬群51处，表现了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治理情况。所以，可以以朔方郡为中心，重点对五原郡、西河郡、云中郡等北方重要城市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研究，通过对这些城市的建置、布局、出土遗物及文化内涵的对比，探讨边疆地区文化交流的具体路径走向、文明发展的互动关系。

　　开展黄河文化与农业遗产系统研究。黄河内蒙古段全长830公里，流经乌海、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等几个市。黄河自西向东横贯巴彦淖尔，流经磴口县、杭锦后旗、临河区、五原县、乌拉特前旗，境内全长333.5公里。两岸有近万处不可移动文物遗址，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2 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273处、盟市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082 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水利灌溉文化遗产，至今，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仍在造福一方。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巴彦淖尔的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河套灌区灌溉工程是千年基业，花了很大功夫，也很值得。要继续完善提升，提高科学分水调度水平。同时要量入为出，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尽可能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开展长城文化遗产研究。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约占全国长城资源总量的1/3，长城各类遗存共计13804处（座/段），长城墙体与壕堑总长7570公里，保存有战国、秦、汉、北魏、宋、西夏、金、明8个历史时代修筑的长城。其中巴彦淖尔市的长城边塞遗址在国内外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南北依次横亘着四道长城，经过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以及磴口县，全长约1007公里。在战国时期，梁十九年（前351年）亡智鼎铸于魏惠王时期，铭文曰：“梁十九年，亡智求戟啬夫庶魔择吉金，铸载少半，穆穆鲁辟，徂（cu)省朔方，信于兹巽，历年万丕承。”铸鼎纪念魏王巡视北方，足见此事的重要性。《史记·魏世家》载：“（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魏长城大致在河套南部陕西华阴、澄城、合阳和韩城一带，而铭文中的“朔方”就与这段长城有关。自战国时期河套地区就开始筑修长城，这就是《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的“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在乌拉山南麓发现的长城遗迹就是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年）所建的赵长城。秦代修筑的秦长城实际是在原先战国时期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三国长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至汉代，元朔三年（前126年）汉武帝命人兴筑长城，太初三年（前102年），又在阴山以北新筑两条长城，沿线设有障城、烽火台、瞭望台等完整的防御军事设施，阴山与沙漠决定着河套防线整体易守难攻的态势，长城起着增补防御体系的作用，而黄河既作为天险以作防守之地，又灌溉良田为边疆防御工事提供补给，稳固后方。因此，在河套地区阴山、黄河、长城于一体，构成了中原王朝北部边疆地区坚固而又立体的防御体系，以河套地区长城塞防遗址为核心内容，长城文化完整地诠释了我们国家边疆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在今天的河套地区，保存有汉代城市与防御工程遗址及大量的古墓群，它们是当时边疆开发、管理、发展的重要史迹，也集中体现了当时河套地区的生活生产水平及文明的程度。汉朝通过设置朔方郡等城镇，加强了对北部边疆的管理，保障了河套地区安定的社会生产环境。同时作为沟通中原与漠北地区的战略基地，它的设置，极大地促进了西北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民族融合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社会所有的物质生产先进和落后进程大致是一致的，但文化永远是一个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一个民族心灵的符号和写照。”文化遗产是社会发展的物化遗留，是人类文化的精髓，具有较强的形象感召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又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要充分利用巴彦淖尔文化遗产的巨大优势与资源禀赋，用文物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用文物实体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领略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流光溢彩，推动文化旅游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陈永志 闻娟）

　　（作者单位为内蒙古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