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彦淖尔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长关雄壮、古城巍峨，旷野无边、朔风漫天。这里也是一片热土，中国革命史上的绚丽华章也曾在这里谱写……

　　抚今追昔，一起来听听乌拉特中旗两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背后的故事，寻找那些炽热的红色记忆！

　　东大沟抗战遗址的发现

　　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原楚鲁图乡所辖的南山地处大山深处，在缺乏交通工具的年代，村民进出很困难。这里原属张三壕村。

张六女老人

　　张三壕村有个老人叫张六女，那年（2015年）已经88岁了，当过张三壕村的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有过很多经历。但许多人听张六女讲他的经历，就像听一个遥远年代的故事一样，并不十分在意。村里有个羊倌叫张套小，每天在山里放羊，对这里的山水、草木都十分熟悉。

　　据张六女老人回忆，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在张三壕的大山里，国军和日军在离村子不远的东大沟打了一仗，战况很激烈，国军死伤多人。由于思想不够解放，人们认为国民党抗战不能大量宣传，只能存在回忆中。随着经历者的故去，也许这段历史会随着岁月湮灭。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15年。2015年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阅兵式上，受检的抗战老兵中有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代表。这对当时身处深山的张六女老人触动很大，他当过基层干部，深知这个纪念日的重要性。他觉得，他有责任和义务将当年的经历说出来，于是找到了村里的羊倌张套小，问了山里刻字的那几块石头现在的情况，请求张套小抽空向镇里反映，牺牲在这里的中国军人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地位和尊重。

　　接到张套小的反映后，石哈河镇十分重视，立即派人向旗委统战部和宣传部作了专题汇报，并建议及时派人前去考察、确定。

　　时任旗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文彪认为，该处战争遗址的发现对乌拉特中旗抗战遗址的挖掘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仅仅从个人的有限回忆和经历中并不能完整和全面地说清当时的情况。为了更深地了解历史及战争背景，他找到了对乌拉特中旗历史和抗战史有一定研究的、已退休的原中旗党史办主任兰建中和已离岗的、曾任楚鲁图乡乡长的樊明成，以及对乌拉特中旗山旱区历史有探索兴趣的乌拉特中旗籍干部王继敏、郭军虎。

　　完成准备工作后，几人为烈士购买了祭祀物品，石哈河镇办公室主任张永军受镇里委派同车出发。他们首先找到张六女了解情况，然后实地考察了战场遗址和刻在石头上的纪念文字。

　　乌拉特中旗的山后草原和东部的高塔梁地区在抗战时期由日本人和伪蒙疆占领并统治，有关这一地区的抗战史实没有任何记载，后在征集历史资料中，除了零星的反日活动外，没有发现有军队大规模反抗日伪的战事及行动。因此，有关这一地区的反击侵略史，成为当地史志部门的一项空白。张六女老人反映的这件事，如果得到核实，无疑会成为当地的一个重大发现。

烈士墓碑

当年东大沟战场石刻文字

　　听了张六女的亲身经历后，在张套小的带领下，几人来到了张六女所述的当年战场所在地——一个离村子五六里的山沟里。在几块天然而成的巨石上，刻着如下文字：“安荣昌将军于民国二十八年夏与日军血战于东大沟”，落款为“己卯榴月上浣李兴祚、沈砚书敬志，束为卅十元”。己卯榴月即1939年农历5月，上浣为农历的第一个旬日，如同现在的上、中、下旬。刻碑人李兴祚、沈砚书应是亲自参加此次战斗的安荣昌部下，为纪念与日军在此地血战，自费三十元现洋请人刻碑于此，以纪念此次战斗。在此碑刻偏东南方向约一公里处，有两处条石状墓碑，高出地面约七十公分，宽25公分，厚度不等，平均约十公分，碑文用正楷书写，分别为“抗日英雄孙年高上尉之墓”和“抗日英雄张万山之墓”。附近还有在作战中牺牲的战士集中墓地。据张六女回忆，他生于1927年，打仗那年他虚岁13岁，给西公旗的一个分管兵丁的管事放骆驼。他正在野外放骆驼时，仗就打起来了，受到惊吓的骆驼都跑了，他也跑回村里躲藏，后来听村里的大人说，这次和日本人打仗的是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来到这里的有一个团，团长姓宋，就住在他们村里。村子南边有部队挖的战壕，这些战壕是部队轮流换防陆续完成的。当时，日军从大佘太过来，双方在这一带交了火，国军牺牲了很多人。

　　在历史记载中，这里属敌占区，未发生过有记载的规模性战事，这块石碑及烈士墓碑指明了战场就在这里，从而巅覆了人们认为乌拉特中旗后山及草原地区没有大的反抗日军战事的这一认知。对于此次发现，旗委宣传部指定由兰建中进行考察验证。他深知此项工作责任重大，围绕发现的这处抗战遗址，认真翻阅资料、调查。依据石碑透露的内容，参与此次作战的是安荣昌部，战斗的规模是团级，而刻碑人留下的名字经考证为安部团长，此次战斗有许多我方士兵捐躯，其中有两位留下姓名的连级干部。围绕上述信息，兰建中查到了抗战时期傅作义部将大佘太以东的高塔梁地区划为绥远第二游击司令部，司令为刘万春，安为副司令，其部也驻防于此。为了查清这段历史和相关人员，兰建中不顾年事已高，两次自费去南京档案馆查找历史依据，终于初步搞清了这一地区我方驻军状况和对敌的几次战斗，对安荣昌将军的生平和作战事迹都作了详细的补充和说明。据考察，安为河南人，曾是抗日名将吉鸿昌的部下，兵员多为河南、山东一带的，还有战争中收拢的一些散兵和游民，这些战士牺牲的地方时为敌占区，牺牲后就地掩埋，以致很少有人祭奠，他们的亲人也不知道他们已在这里捐躯。后来，兰建中把调查的结果形成文稿，发表于自治区级、市级报纸和有关杂志，为这一地区提供了史料和填补了空白。之后，为了保护好这一抗战遗址，旗里拨专款并由地方指定专人进行保护。

　　刘喜沟抗战的真相

　　乌拉特中旗还有一处抗战遗址在石哈河境内被发现。有关刘喜沟的抗战传说，过去争议频多，但真相究竟如何，一直没有得到佐证，主要牵涉到一个人物——白凤翔。有关白凤翔的事迹在高塔梁地区一直争议很大，他所率的部队大部分是张学良原东北军遭遣散后又聚到这里的，后来由于兵败投日，部队也摇身一变成了日伪军，日方为其指定的驻地为固阳县北部的合教村。由于白的部队投日，加之常以小股出动四处扰民，抢劫百姓，因而这支没有军纪的部队在驻地和山后草原一带名声很坏，因白凤翔在老家的弟兄中排行老三，百姓给他起了绰号叫“白三阎王”。但经查证，白凤翔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他出身于河北省围场县，青年时聚众为匪，后投靠张作霖，任骑兵旅旅长，1936年在张学良东北军第六师任师长，“西安事变”时，他因参与“捉蒋”而闻名于世。“西安事变”后，他晋升为军长，张学良被南京扣押以后，他被追究，遭免职，闲居于北平。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向南京请战，被任命为热河抗日先遣军司令，此后，他变卖家产收拢旧部组建热河先遣军，不久率部西进，投奔傅作义，侧卫后套安全。

　　1940年7月，日寇将白凤翔部围困于固阳地区，作战中，他腹部中弹，突围无望时用电台请示重庆，军统密电其“曲线救国、伺机反正”，于是他接受日伪军劝降。日军为造声势 ，将白委任为“东亚同盟军”总司令，驻固阳合教。

　　白投日后虽对部属管束不严，军纪涣散，地方民愤很大，但他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身处敌营忍辱负重，以“东亚同盟军”司令部的名义做了一些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经档案查证，他的主要事迹有：曾掩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派来的霍刚战地工作团、军统局五原办事处冯兰亭小组开展敌后工作和情报工作，并及时通报我方，掩护大青山八路军部队和绥远抗日自卫军等。

　　随着太平洋战事爆发，白认为时机已到，便策划兵变，计划将所属部队拉出投傅，因不慎，被日方侦知，日方决定将白秘密除掉，于是借口让白到包头治病，给他注射了慢性毒药。他返回驻地后，毒性发作，为抓紧落实原定计划，他带病密招部下研究起事的应对措施。

　　1942年2月，白因中毒离世，部下按他制定的计划拉部队投傅，日军派飞机侦察和部队追击，在高塔梁地区（今石哈河镇刘喜沟）追上并发生激战。部下按照他的密嘱，发动哗变，杀死先遣军日本顾问团的全部顾问11人，将先遣军主力拉往山前傅占领区。在刘喜沟遭遇战中，哗变部队伤亡二百余人，歼敌三十余人，缴获机枪五挺。在傅作义部山前驻守部队的接应下，部队顺利到达五原，受到傅作义将军的嘉奖，被编入八战区骑兵挺进第二、第三纵队。

　　白凤翔将军的事迹鲜为人知，兰建中在调查刘喜沟抗战真相时，查档案、寻访知情人白部退伍后留在当地的老兵，终于初步搞清了这段历史。

　　白凤翔将军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被逐渐挖掘补充和公开后，国家给予了充分肯定。2015年，中共中央授予白凤翔将军抗日英烈奖章；2016年5月19日，时已87岁的白凤翔女儿白雅丽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为殉国的父亲领取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